我市代表保定市接受省三年大变样环境质量组考核

宪法修改起草时，宪法修改委员会及其秘书处就宪法监督体制曾经考虑过四种方案，但最终还是选择了以人大为中心的监督体制。

对专利驳回申请决定、维持专利权决定的争议，自1987年来一直实行复议前置。总之，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对复议前置的设定总体上遵循了《民事诉讼法（试行）》（1982）《行政诉讼法》（1989）的规则，并未过度设定复议前置。

我国《行政诉讼法》对法律、法规设定复议前置的授权未作行政争议类型限制。对涉及自然资源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等其他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46]不实行复议前置。正是上述四部法律推动了《民事诉讼法（试行）》（1982）规定法院对行政争议的裁判权，也说明对外开放开启了我国的行政诉讼。但《广告管理条例》自1987年制定以来一直未作修改，目前依然有效，没有废除所设定的广告行政处罚争议的复议前置。多数情况下则是在上位法对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未作规定时，作为下位法的规章设定了复议前置。

对行政争议的解决不仅要依靠行政复议，而且要贯彻司法最终原则。在应然层面，到底哪些部门的行政争议应实行复议前置，哪些部门的行政争议不应实行复议前置并无规律可循。林山田：《订立行政罚法，以代违警罚法》，《中国论坛》1979年第9期，第12-17页。

四要件之间是一存俱存、一损俱损的共存关系，各要件必须依附于其他要件才具有实质意义，本身并不具有独立性，这容易造成对某一个要件的评价不具有实际意义。如果事实判断不成立，自然也就无所谓法律判断与责任判断。此时，只有符合成立要件的行政违法行为才具有行政处罚法上的意义。这并不单单是行政机关为了追求行政效率，[74]也与我国《行政处罚法》欠缺违法性阻却事由有关。

该当性的次序判断是违法性判断。因此，模型化成立要件的首要作用，在于向行政机关提供了一个区分罚与不罚的法律标准。

[20]此时，《大清新刑律》尚未出台，《违警律》主要用于规范刑罚活动，行政处罚尚未获得独立，是和刑罚混淆在一起的。正因如此，在中文世界里，我们依然还能够在行政处罚法中读到如下富有刑法学韵味的章节，如我国台湾地区所谓的行政罚法第7条规定：违反行政法上义务之行为非出于故意或过失者，不予处罚。[111]譬如，奥托·迈耶（Otto Mayer）建构德国行政法的伟大之处，无非是在于运用类型化思维对复杂的行政事务予以提纲挈领的功力上，在于从繁杂的行政管理、司法判例中，总结、分析出一般范畴。[44]韩忠谟：《行政犯之法律性质及其理论基础》，《台湾大学法学论丛》1980年第1期，第28页。

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和犯罪行为都对法益构成了事实上的损害，只是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对法益的破坏程度较为轻微，犯罪较为严重而已。[34]法益观念的抽象化和行政过程的民主化，使得先前围绕法益所建构的质的区别说丧失了理论基础，量的区别说开始流行起来。时间推至20世纪前半叶，伴随着行政立法日渐增多，行政违法也相应凸显。[19]戴鸿映：《旧中国治安法规选编》（内部发行），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3页[20]戴鸿映：《旧中国治安法规选编》（内部发行），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23-27页。

因而，在大部分行政处罚案件中，满足该当性之后，行政机关对一项行为的判定便宣告结束，违法性和有责性只是例外的、特殊的情形。[1]行政法学只有一百多年时间，[2]因而相较于早已被刑法学抽丝剥茧的犯罪主题而言，行政违法只不过是晚近之事。

[71]如果行政相对人某项行为的特征与这一框架是基本吻合的，那么，该当性的判断结论便是肯定的，原则上就应受行政处罚。公民需要的并不仅仅是安全与自由，而毋宁是更为复杂与主动的发展权与平等权，法益并不单一地只与生命和财产等具体生活利益发生关联，也会向教育权、政治权等抽象权利发生倾斜，是一个需要借助其他标准才能予以确定的抽象体，具有不确定性，根本无法用以区分行政处罚与刑罚。

参见翁岳生：《奥国行政手续法之研究》，《行政法与现代法治国家》，1976年自印版，第293-298页。理论界在评价《奥地利行政罚法》时，一般认为该法体例及法条体系只是刑法总则及刑事诉讼法制的多变体，借用刑事法原则之处极多。[5]如《德国违反秩序法》第1条第1项规定：违反秩序行为是违法的和应受谴责的、是法律规定的事实构成得到实现并为该法律准予罚款处罚的行为。其中，对于违反治安秩序罪处以保安刑。本文认为，参照《德国违反秩序法》第1条第1项之规定，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成立要件应当包括如下三项内容：构成要件的该当性、违法性及有责性。违法性判断的主要任务是在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基础上进行价值评价，从而将法律精神所能容忍和许可的行为排除出去。

[110]张文、杜宇：《刑法视域中类型化方法的初步考察》，《中外法学》2002年第4期，第423-424页。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各要件之间是阶层化关系。

[105]杨小君：《行政处罚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54页。[60]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2009〕浏行初字第28号判决书，2009年10月19日。

多数情况下，行政机关只需就一个要件加以判定即可，没有谈论如何排列各项要件的顺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于可以将刑法学称之为类型刑法学。

譬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的……该条设定的故意要件，在《行政处罚法》中只字未提。总体而言，构成要件该当性评判的是行政违法的一般情况，但违法性和有责性所要考虑的却是特殊的、例外的情形。[49]李轶男：《〈奥地利行政罚法〉的几点启示》，《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11期，第75页。（二）行政处罚与刑罚之间的法益同质性更为深层的佐证是，行政处罚与刑罚所要保护的法益也是相同的。

类似地，我国台湾地区所谓的行政罚法在内容与体例安排上也间接反映出了对刑法学方法论的尊重。（三）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成立要件的基本内容承认方法论交叉借鉴的合理性，并不等于说要比附一个已经充满诟病的错误理论。

只不过，它所呈现出来的只是一种粗糙的、暗存的面貌，内容要么是零散的，要么是缺失的，并没有形成一个逻辑严密的体系。[71]城仲模：《奥国行政罚制度析论》，《台湾大学法学论丛》1977年第2期，第129页。

这大致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1.质的区别说。一般而言，构成要件的该当性是一个中性的、无价值取向的判断，是规制社会大众的一种方式，也是约束行政裁量权的基本条件，可通过《行政处罚法》第3条设定的处罚法定原则得到遵循。

但是，由于存在紧急避险情况，行政机关却不能对这种完全符合四要件的行为予以处罚。构成要件是立法上提供的判定相对人行为是否构成行政处罚的基本规则，该当性是对行为是否符合构成要件的判断。无论是行为类型、违法类型还是责任类型，也无论是犯罪的外部轮廓还是其内在价值，实际上都是类型化思维的过程和结果。谢瑞智：《违警罚修正方向之探讨》，《中国论坛》1979年第9期，第18-21页。

包万超：《行政法与社会科学》，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页。[63]构成行政违法予以处罚，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即行为人实施了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

[12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99页。在历史发展的漫长过程中，行政处罚和刑罚分开的时间不过50多年，我们对历史上本是相同的两个事物，采取同一种观察方法予以对待，并不涉及实质性的学科跨越。

其次，构成要件的该当性还具有违法推定的机能。文章来源：《法律科学》2021年第5期。